《婦人集》의 여성 서술 방식과 淸代 初期의 문화적 공간

Abstract

本篇文章以《婦人集》爲中心探討淸初文人心目中的女性類型和其形象以及與此相關的當代文學場的狀況. 進入淸朝以後, 有些遺民像冒襄依然維持明末當時的風流生活, 還懷念極度發展的明末江南文化. 這種懷念有時表現在關于女性的書寫上面. 在他們筆下, 女性被描寫爲犧牲者, 傾國之色, 妖物, 甚至會代表男人的自我表現. 他們雖然屬于遺民, 刻用‘遺民’身份在文學場上擴大自己的交際範圍, 幷以此加强自己的文化權力. 《婦人集》的編纂者陳維崧旣不是遺民, 也不是高官. 但他單靠文學盛名和交際關係來確立自己在文學場上的地位. 《婦人集》是一本俱有綜合性質的女性總書. 它旣有詩話成份, 也有傳記和筆記的成份. 這里收錄了八十多名明末淸初女姓的有關記錄和詩歌作品. 被收錄的女性中書寫女性居多, 也有關于明淸之際遇難女性的一些故事. 這本書敍述層面上的最顯著的特點是收錄人物的‘個體化’. 當時的其他詩話和詩文選集介紹女性作家時基本上都涉及她的家庭背景, 所在的地方文化和唱和關係等. 但這本書更傾向于個體人物的某一個方面, 不太觀照人物的相關背景, 也不太注意女性人物的身份和社會地位. 另外, 這本書常常提及和作者有關的當代男性人物. 他們以資料提供者或女性人物的家族名義出現, 也有時作者更觀注他們尋找女性人物資料的科程. 這些人物郡和作者在文本里形成一種假像的群體. 這種敍述方式很多程度上和當代政治狀況和文人的生存方式有關係. 已進入康熙年間的當時, 遺民文化已變成爲一種獲取名聲和交際關係網的手段, 因此陳維崧也與王士禎等的淸官員結交, 也表現出一種妥協與和諧的精神. 這種態度和觀念反影在《婦人集》的敍述層位.